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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记录革命历史的小说概述一、概念的界定与说明历史题材小说在中国古已有之。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它在思想和内容上都有明确限制。这类作品严格地说应当是建国后出现的。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时间范围应当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加上抗日战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依次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35西安事变结束）、解放战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特指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反映和描写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 新中国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快速走向繁荣。当时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1949年10月，刘白羽发表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此后有柳青《铜墙铁壁》、陈登科《活人塘》、杜鹏程《保卫延安》、徐光耀《平原烈火》、孙犁《风云初记》、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另外梁斌《红旗谱》、吴强《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青春之歌》等都是这类作品。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不全是一个文学的分类，它在政治上有着明确的限制和要求。这类小说承担着创造新话语的任务；创造一种经过修饰的关于“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或“话语”。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按照阶级和党派的要求和想象来创造历史。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指出：“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总之，要让斗争的经验从无名到有名，让感性记忆变成语言经验并纳入历史中。同时改写斗争经验，使原始的粗糙的甚至血腥的经验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和令人鼓舞的经验。 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1、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这有一系列具体的要求:所有战争要以“我军”胜利而告终，英雄人物不能轻易死去，不能写战争的残酷、血腥，不能写“我军”的失利，“我军”的被俘等。 2、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结构模式。因为十七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文学具有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因此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表现在作品里，就形成了两套语言系统。一套语言系统，以“我军”为主词，与“我军”相配的是一系列光明的、赞美性的谓词，像英雄、勇士、烈士等。“我军”的特点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没有性欲、没有私念、没有苦恼，甚至相貌也有规定，通常是：高大威武、眼睛是黑的而且亮晶晶的，不肥胖等等。 “敌军”的一系列谓词是：贪生怕死、贪婪、邪恶、愚蠢、阴险、自私、残忍，特别是容易伤亡，动不动就被打死了。常常是一个“我军”就能击毙、俘虏一群“敌军”。他们的长相也有明确规定，一般都是有生理缺陷、丑陋，要么过胖，要么过瘦，甚至装束也有规定，例如帽子一般都要歪戴等。 ‘3、记实体与故事体。就作者来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这批作家大都来自解放区，主要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经历决定这批作家作品的文体特点。主要有两点。 ①记实体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很多人都既是战争的参与者，又是目击者，很多人有随军记者的经历。这种经历以及他们习惯的写作方式使他们更容易选择记实体。另外，建国后大量编辑、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像《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既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范例；促使这批作家采用记实的方式、回忆录的方式写小说。 主要特点：虚构成分不多，记实性强；艺术成分不多，政治性强。记实体以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为代表。另外，峻青、杨朔的小说也都具有这个特点。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这种记实体后来演变出《青春之歌》和《红岩》等作品。其特点是具有回忆录或个人自传的特点。 ②故事体这批作家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很大，他们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强调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强调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多种因素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比较强的故事性。他们使用的文体是故事体。《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被称为“新章回体”，后来也影响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的创作。 梁斌的《红旗谱》一、概述梁斌(1919—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省蠡县人。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45年，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7年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担任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和武汉日报社社长。50年代中期到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为了《红旗谱》的写作多次辞掉官职，包括拟任命的天津市副市长，他也辞掉了。） 《红旗谱》是一部三卷本长篇小说，包括《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1953年开始写作，1953-1954年先完成了《烽烟图》初稿，1955年至1956年完成《红旗谱》、《播火记》初稿。经过长期努力，第一部《红旗谱》于1958年出版，第二部《播火记》于1963年出版，第三部《烽烟图》于1983年出版。 《红旗谱》被认为是“十七年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周扬称之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 二、《红旗谱》的主要情节楔子：清朝末年，河北保定附近有个村庄叫锁井镇，地处滹沱河湾的大堤之下。这个堤上有一座河神庙，庙前有一口铸造精美的大铜钟。滹沱河经常闹水灾，为了修堤补桥，附近48村集资买了48亩地，作为公产，这个钟既是庙产又是凭证。小说开始，锁井镇的大财主冯兰池（农民称他冯老兰）要砸掉铜钟，理由是上边要收赋税，砸钟卖钱抵赋税；而实际上，铜钟是个凭证，砸了铜钟他是要霸占48村的公产。 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非常生气，发誓要保护铜钟。后来，铜匠来砸钟的时候，朱老巩挺身而出，拿了一把铡刀与冯老兰对峙，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后来冯老兰使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让一个叫严老尚的人出面调节，在朱老巩离开的时候，冯老兰还是派人砸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倒在地上。临终之前，他把一儿一女叫到跟前，嘱咐他们为父亲报仇。冯兰池为了斩草除根，要杀害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虎子。虎子逃走了，冯兰池派的人强奸了朱老巩的女儿，这个女孩被强奸后就投河自杀了。 25年以后，朱老忠领着一家人从东北回到家乡，此时，朱老忠已经四十开外。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大贵、二贵。朱老忠在关外本来干得不错（淘金、挖参、种地），他之所以回来，就是要报杀父之仇。特别是他逃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姐姐被强奸和跳河自杀，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对冯兰池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小说主要有这样几个情节：1、“脯红鸟事件”。冯老兰一生吝啬，崇尚“勤俭持家”，“不妄花一分钱”。他冬天穿的一件棉袍，已经穿了15年，补丁摞补丁。但是他有一个爱好，喜欢玩鸟。而且嗜鸟如命。有一次，运涛和大贵在棉花地里正好捉到一只非常名贵的鸟：脯红鸟。据说这只鸟值一头牛的价钱。冯兰池非常喜欢，情愿出30吊大钱来买。他托帐房先生李德才去商量，结果不仅鸟未买成还受到朱老忠和大贵的奚落。结果冯兰池恼羞成怒，找了个机会，把大贵弄去当兵了。 2、“反割头税”事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农村征收了各种各样的税。“割头税”是农民过年杀猪要征的税。每杀一头猪，交大洋一块七，还要交猪鬃、猪毛和猪尾巴。所有这些加起来，农民能买三斗粮食，加上野菜，够一家人过一个冬天。割头税不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收，而是包给大地主。冯老兰就包了这个税。后来朱老忠带头抗税，还让大贵在门前支了一口锅，替农民杀猪。当然不交钱，也不交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后来农民群起抗税，还把狗腿子保长刘二卯打了一顿。 3、“保定二师学潮”。“九·一八”事变以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要求抗日。学校不仅不答应，而且要开除两名被捕学生的学籍，于是酿成学潮。当局下令提前放假，并宣布50名学生为政治犯。这个时候一部分学生就占领了学校与包围他们的军队对峙。粮食吃完了，保定学联就组织人向校内扔大饼。最后，国民党军队冲进学校，有的学生牺牲，有的被抓起来。 主要人物关系：小说所写主要是两家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农民三代人是，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第三代：大贵、二贵、运涛、江涛。地主两代人：第一代：冯兰池（冯老兰）；第二代：冯贵堂。 三、《红旗谱》的思想与艺术特点（一）完整展现了中国农民由个人自发的反抗到组织起来自觉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 《红旗谱》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写阶级斗争，还是立足于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实际，在广阔的生活中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力图写出中国农民从个人反抗到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小说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生活的现实，显示了较大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李扬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中认为：梁斌在确定《红旗谱》的主题时，经历了一个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这样一个过程。 作者的这个努力，从整个《红旗谱》创作的过程中也能很清楚地看出来。据作者自己说，《红旗谱》的构思最早在他青年时代（1935）年就开始萌发了。结果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夜之交流》。这个小说主要是写保定二师学潮的。1941年，他遇见了一个姓宋的老人，三个儿子都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这个老人就是朱老忠的原型。 1942年，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同年，他把这个小说改编成五幕话剧《千里堤》。后来又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以上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写实的成分非常重，总体上缺乏一种高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生活，把有关的材料写成一部阶级斗争史。 以上这些作品加起来有二十六、七万字。但这些材料后来在反扫荡时全都搞丢了。然后梁斌有十年未写东西。到了1953年，才决定重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于是，他根据同样的材料写出了一部农民的阶级斗争史。 开始的时候，朱老忠还是单纯的复仇的意识，但他慢慢地就意识到，他和冯老兰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矛盾，更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冯老兰不是一个人品很坏的地主，他的坏来自于他的阶级本性。 朱老忠刚回到锁井镇时，一心想的还是复仇，严志和的儿子运涛读不起书了，他力劝严志和让儿子读书；他家的大贵被抓去当兵，他后来想开了，他们两家就是要有一文一武，将来好想冯老兰报仇。但是慢慢地他的思想转变过来了，认识到，个人和家族根本都不过冯老兰，农民翻身、复仇要靠阶级的力量。后来运涛遇到了共产党人贾湘农，运涛把贾湘农说给他的话，说给他父亲听，严志和根本不理解，但说给朱老忠听，朱老忠立刻就理解了。他鼓励运涛跟贾湘农走。 （二）具有史诗的品格与特点。史诗，通常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叙事作品，它描写的通常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受到普遍尊敬、爱护的英雄，一般具有庄严和崇高的美学风格。 梁斌一开始就有意于把《红旗谱》写成一部中国农民革命的史诗。小说的着眼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革命的“起源”。所谓革命的“起源”就是中国革命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革命者投身革命的心理动机、思想转变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探讨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初的孕育和展开。 《红旗谱》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了，小说的正文是从朱老忠回乡开始写起，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在农村展开之时，另外小说也着重写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思想转变的过程，从朴素的农民观念向具有现代性的阶级观念转变的过程。可以说，《红旗谱》很好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发生”的问题。 其次，小说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通过朱老忠等农民的转变，作品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 在《红旗谱》中，这个主题，主要是通过朱老忠等农民的“成长”来实现的。小说写了三代农民，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是面对面地与冯兰池斗争，结果失败了。第二代农民朱老明、严志和与冯兰池打官司，一直打到北京，结果卖地卖牲畜，到头来还是失败了。只是到了第三代运涛、江涛、大贵，找到共产党，才找到了希望。在《红旗谱》中，梁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革命叙事，创造了一个革命的史诗和革命的神话。 《红旗谱》之前，文坛上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这样被称为革命传奇的作品。与《红旗谱》相比，《林海雪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第一，人物性格的类型化个固定不变。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反面人物出场是什么样，结尾的时候还是什么有，没有变化。 《林海雪原》少剑波出场的时候就英姿飒爽，以后一直是这样，杨子荣、孙达得、白茹。坏人座山雕、蝴蝶迷、小炉匠的形象也是僵化的。而《红旗谱》的人物表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一个性格逐渐丰满的过程。而生活中人物的性格正是不断变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中国古代小说正是类型化和固定不变的，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严重的缺点。 另外就是小说过分依靠传奇化的情节。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如何舌战小炉匠都过分依靠情节的巧合和离奇，靠这个东西组织情节、吸引读者。离开了传奇情节，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就失去了根据。而《红旗谱》中人物的性格就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是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是丰满的、立体的，有血有肉，这是现实主义小说人物比较高级的人物形象。 （三）小说成功塑造了朱老忠这样一个英雄的形象。朱老忠是跨越新旧两个历史时代的人物。他的性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压迫者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同时他还有中国北方农民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重团结、讲义气、舍已为人的性格。他的思想性格集中地体现了农民对地主世世代代的阶级仇恨，体现了为党所启发、所鼓励的农民的革命要求。因此，朱老忠是一个兼具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 河北是古代燕赵之地，过去有一种说法，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人们对北方人的想象是正直、豪爽、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红旗谱》塑造的人物就有这个特点。朱老巩当时也就是普通农民，但是当冯老兰要吞并公产的时候，他拿了把铡刀就上了河堤。朱老明与冯老兰打官司家产都输光了，眼睛也搞瞎了，朱老忠从关东回来去看他，马上拿出十块大洋，放在炕上，要给朱老明治病。 （四）“田园生活”与“革命叙事”的结合《红旗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努力把阶级斗争的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梁斌说：“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概括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 《红旗谱》因为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所以有的生活细节与阶级斗争似乎并不协调。例如，冯兰池与老套子谈牛一节。这里的问题是：《红旗谱》主体是阶级叙事，两个阶级的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像小说楔子里，冯老兰砸钟，就一副阶级敌人的样子。但是这种阶级叙事偶尔地也有缝隙，上面这个细节就是《红旗谱》中的缝隙。这个缝隙说明了什么？ 作者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和探索，是《红旗谱》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不仅是一个艺术形式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内容问题。作者说：“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首先是小说的主题思想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革命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气魄与民族特点。我想如果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这个革命是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的，就会透露出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来的。”[1]梁斌：《漫谈<红旗谱>创作》，《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小说中“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三告冯兰池”，“朱老忠一文一武拉长线”和“反割头税斗争”等内容，都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精神。在人物精神方面，小说通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形象，尤其是对朱老忠的精神面貌和外部言行的刻画，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的独特风采。 在地方景物和习俗的描绘方面，小说也再现了冀中平原特有的风光和燕赵人民独具的情趣。当然，小说的艺术形式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在情节结构方面，作者主要采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手法，在大事件中穿插小故事，情节的大步推进与细节的生动描写相结合，疏密错落，张弛有致。 小说中有大量的风俗、民俗的描写。冲淡了阶级斗争的那种生硬和僵化。反割头税那一节，冯老兰派保长刘二卯收税，受到农民的反抗。一群妇女一起上来打他，大闺女、小媳妇一起上，有揪耳朵的、有拉头发、有拽衣服的，闹闹攘攘要把刘二卯抬起来了。刘二卯没有办法，急中生智，他一下子把自己的裤子褪下来了。吓得大闺女，小媳妇一轰而散。反割头税本来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但是在这里成了生活的闹剧。 在人物塑造方面，主要通过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重视人物性格的对比，如朱老忠与严志和、江涛与张嘉庆、春兰与严萍、冯老兰与冯贵堂等都形成性格的鲜明对比。在语言运用方面，主要选取表现力极强的地方群众语言，同时适当地融进了古典文学的语言，人物的对话口语化个性化，叙事写人都富有乡土气息，具有朴素清新、简练生动的特点。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既“不拘泥于外国文学”，“也不拘泥于中国古典小说”，“要写得比外国文学粗一点，比中国古典小说细一点”[1]。[1]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红旗谱》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形成了崭新的、统一的民族气派、民族风格，为当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